生命的不可思议---胡茵梦自传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之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她，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百感交集中，止不住地流着。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最后的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寮国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的待遇不差，他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将返回台湾。他在香港的生活仍然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的话，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 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维琴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女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中，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份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抵达旧金山的那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早上他翻开报纸的占星专栏，看到太阳在双鱼的人这一天会彻底了结一段旧有的恋情，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占星之说。我回到台湾半年之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有心痛的感觉，只祝福他一切顺利，这段因缘才算正式划上句点。

        Don和我的关系，有一份神入的品质，不用言传，便能深入于对方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放弃自保，说不定可以两忘。然而多年来我们徘徊于真爱的门外，不愿接受它的鞭笞与试炼，因此我们的人生始终是纪伯伦所说的四季不分，欢笑无法全然，哭泣也不能尽兴。我们唯恐惊扰到意识底端的幽冥、唤醒那些沉睡的鬼魅；宁愿压抑和闪躲，也要维持虚假的平静。当一个人无法彻底面对内心的真相时，上瘾症便逐渐形成，我日后的男友不断，其实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里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相，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相大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相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杀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的女演员珍妮梦露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之中，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就是《快意恩仇录》的李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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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与我

        自从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引不起我任何的兴趣，但是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还是去买了一本《李敖回忆录》。内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贯正反思辨的黑白讲和精密的数据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欲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令我不禁莞尔。诚如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的9月15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中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依规行礼，甚至还传说他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沉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的意象中，他应该是个桀骛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个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的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勾，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他的嘴形因为下排的牙齿比较突出，令我联想起附小的同学简明彦。他看到我们母女，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一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有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看，我以为他在检查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有点恋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纤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登对。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男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颇令人紧张的。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一行字（好像是“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开始生起了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一些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谈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他十万册的藏书。他
用深色的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的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的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然而墙上挂的画，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剪下的裸女照；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开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料之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海夫纳和某某大文豪都挤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验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是大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置？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一点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快拿出粉饼遮盖，以免回家被母亲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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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痕迹。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的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迷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虽然令我不自在，他对女人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美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赚进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台湾，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只要不阻挠，我们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在墙壁上打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起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他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已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一首歌，其他的就不熟悉了。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余。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便性解放了，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体心灵的任何一个层面，都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一件好事，人一且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
        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乐太过于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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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爱一点点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磨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rer）的玩世态度，洒脱的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力以及强势的推销，成功地在自己的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和弱势百姓的救世基督。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也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恶”。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是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内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之下，我没有进过厨房，没有上过菜市场，
没有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沙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沙官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板子从十二楼掉到地面有重力加速度，如果这时刚好有路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被砸出脑浆来，那我们就要赔大钱了。”他的话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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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便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做了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点，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李敖，我发现他确实有一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在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我最近读他的回忆录，其中一段写到他就读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事：“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从上述这段文字，回想他当年的“寒冷恐惧”，令我不禁怀疑，他根本是灵学和超心理学中所说的“灵媒体质”。也就是说他先天是个极度敏感的仲介体，一般的男人敏感度低，很难感应到无形的能量，只可惜他的科学程度还停留在“五四”时代“赛先生”的阶段，否则他对自己的敏感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可能以截然不同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加以转化，而不是以强制的二元对立予以封锁、压抑或逃避。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就是灵媒体质，而且透过生物能医学的仪器检验证实了这一点。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之外，还有“绿帽恐惧”，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的歇斯底里总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之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的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是一个感情受到重创被女友抛弃的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应该是他早年写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自杀，但都被同学发现送到医院洗肠获救。我看他的回忆录，这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写出，不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问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对他的歇斯底里。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卡喳卡喳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他不注意，光着脚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脚。

        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声色地坐着，他看见我没有反应，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

        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插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的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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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婚到离婚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t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两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两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大厦。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便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没想到婚礼结束，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完了午饭，回到金兰后不久，李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服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你不是崇拜共产党吗？你这种人就该让共产党好好整治一下……”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与他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和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份回到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一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他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的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打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达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到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当萧先生回台湾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找了出去，向老母告之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被搬空，天母“静庐”也换到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一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教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剑芬接着说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这是唯一的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数，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动机的重要性，显然是超过真凭实据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如果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大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录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准备拿酬金给李敖时，李敖开始避不见面。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没照规矩来，迟了两天，所以要诉诸法律，但是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两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两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回金兰。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赋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放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绩。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地砸过去，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问了腰。两个人闹了好几个小时，突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我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消夜（已经成了早餐），李敖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一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了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立刻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感觉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之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言。那张纸我没有保留，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下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还是有感情，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
爱的方式竟然如此的扭曲而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安静一阵子。我一边落泪，一连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他接着立刻对我说，“静卢”的所有权状在他手里，我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的罪，他问我律师有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有必要的，人一怠情，危机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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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内心深处探索

        婚离之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人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一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地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仍然充满著憧憬。我自比《鲁宾逊飘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首梦湖”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注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的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已进入定境。

        有一天傍晚，我在自己的房内，正进行这样的修习，似睡非睡时，我左边的耳朵突然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那声音透露出来的品质，非常的成熟圆融，好像一切都已了然，有一种超乎物外的美。她像是在耳边，又像是在另一个空间，我想武侠小说中的“千里传音”，大概就是这种味道吧。「她」以英文重复地对我说：“I want you to enlarge，I want you to enlarge，I want you to enlarge……”声音从大到小、从近到远，逐渐淡出。我从似睡非睡的状态完全清醒过来，感觉很安详，并没有恐惧，但左半边的身体有点凉。我对刚才发生的事非常好奇，不知该如何加以理性的诠释。“她”是谁？是灵学所说的指导灵吗？还是我的潜意识希望自己能扩大？为什么用英文？而且是标准又悦耳的美式英文？接着下来的一个多礼拜，每天晚上睡到三点，一定准时醒来，转头一看闹钟，不偏不倚，分针与时针都交会在“三”的数字上。这时我的房间开始弥漫一团白色的气体，好像整个要把我吞没了一般。因为每天如此，所以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幻觉。我虽然没有恐惧，但我觉得
自己尚未准备好进入未知的次元。我似乎不太信任自己的感官；我理智的一面，开始打压我的感官经验，从此停止了大休息式的练习。多年以来，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不断求取知识，而不愿意透过禅定的有为法，进入意识扩张的次元。对于那一团白色的气体，我始终得不到进一步的认识，直到翻译印度艺文领袖普普贾亚卡替克里希那穆提所写的传记，才取得共鸣。她是这样描述的：

        回到孟买，我体尝了一次非常深刻而又无法解释的经难。我的感官一反常态地产生了爆发性的觉悟。某天晚上我正要入睡，感受屋里弥漫一个存有，我被一团像胎液般浓调的东西裹住，我觉得自己在逐渐失去知觉，我的身体不断抗拒这类似死亡的拥抱。不久，这无的存有便消失了。一连三个晚上都是同样的情况，每次我的身体都会力挣脱这短暂的垂死感受。不过我的心中并没有恐惧。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克里希那吉。他告诉我不要执着，既不需要抗拒，也不要想留住它。

        普普前两年已经过世，她留下的这一段文字，是唯一能令我得到共鸣的安慰。后来在肯思·威尔伯的超个人心理学著作中，才进一步理解，我当时的经验，可能就是神秘主义者所称的“原型经验”，它有别于莱格所提出的“原型”；前者指的是物质万象从无中生有的第一种微细的形式，这些原型总脱离不了光体。明点、”音声启示、五光十色的形状、彩虹光、声音和能量的振动。后者所指的原型却是人类集体经验中的基本神话结构，譬如智慧老人、妖精、自我、人格面具、母神等等。我觉得传统的佛经把这类经验完全归类为“受阴现象”，抱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其实是不够料学，也不够开放的。我欣赏近代超个人心理学对于人类意识状态的研究精神，远甚于传统的既定模式。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撼，他黑白讲的狡辩能力，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的大礼拜。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但黑暗是遮不住光明的。当时正直不阿的资深记者宇业荧先生，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地和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当。我在媒体上的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只要爱情，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每次上法院打官司，让我看尽人为了自保而不顾尊严和诚直的猥琐面目，心情为之大坏，这时好友王季庆送了我一本她的译著《灵魂永生》。这本“奇书”适时现，它帮助我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的遭遇，促使我走上了向内心探索的自我认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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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奇书是由“赛斯”这个灵界的能量人格原素所写的，他借助美国女诗人珍·罗伯兹作为通往三次元时空的频道，传递了长达七年有关物质的性质、时间、实相、神的观念、可能的宇宙、健康与转世等等的形而上问题。我对于知识的态度一向开放，既不立刻排斥，也不立即肯定，我喜欢边读边检验，就像我对人生的态度一样——热情的投入与冷静的觉知双管齐下。赛斯资料高妙原创的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见解，立刻吸引我阅读的兴趣，虽然书中有许多非线形的“全像”奥义，但我还是耐着性子苦读：如同译者自己的坦言——脑袋都快读炸了。每当读懂了一段如天书”般的唯心理论时：心中会生起一股知性上的快感。它并没有令我发出“我找到了”的感叹，那份心灵上最深的居于直观的震撼和感动，是巧遇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时，才姗姗来迟的。不过赛斯提出的有关“转世剧”和轮回功课的观点，当时深深打动了正在面临官司到结的我。当人被卷入一场他所不熟悉的危机时，多半有一种生命不是操之在我的感觉，接着很自然就会怨天尤人。赛斯的话语使我从怨恨和向外抨击的“反应”，突然扭转成向内自省的“行动”。那样的扭转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和责无旁贷。赛斯是这样说的：

        请把目前的你自己当做是戏里的一个演员——这不能说是一个新的比喻，却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背景设在二十世纪，你和其他的参与者共同创造了道具、布景与主题，事实上，你们共同编写、制作，并演出了整出戏。但是你如此地贯注于你的角色，如此地被你所创造的实相激起兴趣，如此地被你角色中的问题。挑战、希望与忧伤所迷，竞忘了那是你自己的创作……

        你看看身边的亲友、熟人和事业上往来的人，你就可以看出自已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物以类聚”。由于内在的相似之处，你们彼此吸引……

        假设你恨某个人，你让那恨在你心中燃烧多少辈子，那恨就会把你和他绑在一起多少辈子。在此生及所有的来生中，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持质上，就会吸引哪些特质到你身上。如果你非常关心别人加诸你身上的不公平，你就会吸引更多这类经验，如果同样的心态继续下去，它将反映在你的下一生中……

        一个怀恨的人总是相信自己理当如此，因为他不可能去恨一个他认为好的东西，以他认为他恨得很公正，但这“恨”令把他占为已有，生生世世跟随他，直到他学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

        你会与你所爱及所恨的人紧缚在一起，不过你将学习放松。放下，化解那恨。甚至你将学着创造性地运用恨，把它转向更高的目的，最后将它转变成爱。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勾子一样，紧紧地勾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赛斯的话一棒打醒了我，我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已，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勾子就松了，我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试图说服许冠文看这本书。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和我在咖啡厅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
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漫跳漫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得知。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大不相同。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上等候。我突然生起一个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是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巨大的愤怒与瞠恨的能量，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的事。当时我并没有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那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给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其中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说：“其实我也不想演，但是已经骑虎难下。”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刻对我而言，所有的怨恨完全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判我无罪：心中的勾子一松，外在的纠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银挡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目前住在旧金山。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的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在那张长达十八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一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一连三次在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中有一种“从未发生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是我初识的友人，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退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开始不断地对我进行攻汗，令我不禁产生一份心理上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一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坦言，能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所有对他人的攻汗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中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和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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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胡茵梦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

                        李敖“女人与爱情”妙语录

    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眼里出自己。
    男人对女人应多一点爱、少一点了解；女人对男人应多一点了解、少一点爱。
    跟女人的事，一律秘密；跟男人的事，一律公开。这种人，可以喻道矣！
    好姻缘固佳，好离婚也不错（白头偕老团佳，黑头拆伙也不错）。
    惟女子与小人和热带鱼为难养也。
    新女性的毛病不在老是离婚，而在老是结婚。
    有感性无性感者，可做女作家；有性感无感性者，可做女明星；无感性无性感
者，可做欧八桑；有感性有性感者，可有此种人哉？
    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爱眼前人就好啦，不必爱全人类啦！”
    不论在床上床下，我都坚韧不拔。女人喜欢我坚韧不拔，男人怕我坚韧不拔。
    新女性，给我一百万，不要抽税，我也不想认识她；新女性之母，给我两百万，
杀个税吏给我看，我也不想认识她。
    她不需要做爱，但是可以做；他需要做爱，但是可以不做——这是美人与英雄
的分野。
    过去的新女性走出厨房；现代的新女性根本不进去。
    性无能的人最喜欢吹他性有能，这种人的荷尔蒙都在他嘴巴上。
    我从不怕女人不爱我。她不爱我，我就加倍爱自己。
    新女性妄想比真实更真，结果呢，她比虚伪更假。
    贞操是个人心灵的健康基础，也是男女性感的安全堤防，在其对于一个人的生
命价值上看，我们绝不认为贞操观念有何落伍之处。
    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男人。
    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
掺进痛苦。
    真正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
    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
    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已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
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
    与世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
    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
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
    什么叫“以欲止欲”，就是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
    我是一个文明人，但自己心爱的小情人小情妇全裸在你眼前，在你身体下面或
上面，你又真又幻，交互行之，阴茎为体，阳谋为用，这才是真正理解真幻的智者
高人。
    心带给人痛苦，鸡巴给人快乐。神父的错误在用心去快乐用鸡巴去痛苦，所以
只有和尚同情他。
    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从对鸡巴的关心角度，
可以看出人生的境界。
    承认感情在变，然后就要技巧地处理这种变。《水浒传》里王婆说男女关系有
五条件，第四条件是“小”，小就是技巧，就是细心体贴，不发生技术错误。就是
结婚要送玫瑰花，离婚也要送玫瑰花。公鸡对母鸡是不讲究技巧的，公鸭对母鸭是
不讲究技巧的，霸王硬上弓是不讲究技巧的，但第一流的人不是公鸡、不是公鸭、
也不是霸王，他自然会很技巧地处理爱情。
    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一座山，我认为上山时候，可以在一起，到了山顶，就该
离开，不要一起下山，不要一起走下坡路。男女之间最高的技巧是不一起走下坡路，
应该在感情有余味的时候，先把关系结束。不要搞到恶形恶状，赶尽杀绝。
    我相信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惟美的关系，恋爱应该如此，结婚应该如此，
离婚更应该如此。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
    如果“真”、“善”、“美”三者不可得兼，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全世界
所有的女人，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不做善女人，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女人宁愿
是个假女人、坏女人，也要是个美的女人。
    话里那长着小翅膀的爱神邱比特跟情人赌钱，最后什么都输光了，就把眼睛做
赌注，最后又输了，就变成了瞎子，“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的话，
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我认为，“爱情是盲目的”是错的，我认为爱情该像《三国演
义》中张飞的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连睡觉都是睁着的。
    睁着眼睛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西施不该只出在情人眼里，爱情应该知道对方
的优点和缺点，这样就没有不适当的希望和失望。
    有人十年不搞自己的老婆，却十年偷搞别人的老婆；有人十年不搞自己的老婆，
却愿为射杀奸夫坐牢十年。
    宗教家并不禁止性交，但禁止叫床。
    情人使你岁月老去，情人的女儿却使你时光倒流。
    新女性以愈来愈有性格自豪，实际是她们无性也无格。
    不中止没有结婚的爱，就会发展没有爱的离婚。
    婚姻的趣味在通奸。
    女人前半生多是通奸，后半生多是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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